本色之探

吳昶興老師／本院專任老師

「本色化」（indigenization）不只包含神學思想的努力，也包含「三自」的努力─即教會的自立、自養、自傳。但台灣的教會一聽到「三自」，往往聯想到大陸的三自教會，然後又聯想到是大陸官方統治的基督教會，不是「正牌」的教會。其實這種思想顯示台灣信徒對中國教會歷史的陌生，也充滿許多道聽塗說的辭令及不求甚解的心態。因此筆者希望能從華人教會歷史的發展，來思考這個課題，使更多人的信徒能夠瞭解這個問題對於教會發展的重要性。

不少學者支持自立教會概念最早是由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 1829-1893）所提出，他屬於寧波長老會傳教使團，在山東登州及煙台傳教，他認為從經濟負擔和民情風俗來看，依靠外國人是不可能把基督教傳遍中國的，因此教會需要自治、自養、自傳。不過倪維思也是一個很受爭議的人，他曾就鴉片戰爭發表看法說：「不管正當不正當，這個戰爭是按照神的旨意，用以開創我們與這個廣大帝國關係的新紀元。」不過，筆者認為以此概念撰文的，最早應該是由福州美以美會的宣教士保靈牧師（Rev. S. L. Baldwin）提出，他在1877年發表的〈自養的本土教會〉（Self-support of the Native Church）開宗明義就說：「任何一個本土的教會都應該儘早的成為自養的教會，那是我們的責任，應盡其所能達致這個結果。」

因此，美國美南浸信會曾經一度在1883-1893年間，刻意雇用不受薪的中國職員，認為這樣可杜絕吃教的頹風，又可以建設屬靈之教務，更進而實現教會自給，學校自辦的方針。但這樣的舉措，經過美國公理會的明恩溥牧師（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832）和博恆理牧師（Herry D. Porter, 1845-1916）考察之後，認為差會若不給本地基督教團以物質的支援，結果就是那些受基督教思想感染的人，只能靠理性的力量去戰勝他們周圍異教徒勢力，這就註定整個方法的失敗。

自此以後，西方教會與自立教會大致上有兩種型態的關係：一是有親緣的關係：如中華基督教會，雖然獨立出去，仍與西差會有合作關係；二是斷絕連繫的關係：如真耶穌教會，領袖不屬於任何教會團體，他們的牧師可以共同決定自己組織和管理的型式，商定他們要宣講什麼類型的基督教真理。另有一個極端，就是小群教會，每個小地方有自己的自立教會，但沒有領袖，也沒任何一定的或永久的管理形式。

教會自立運動　　

簡單來說，中國的自立運動就是要擺脫宣教團體任何的干預，在此觀點下所形成的第一個教會組織，是上海的俞國禎牧師（1852-1932）於1906年邀約「愛國愛教愛人思想」的信徒創立耶穌教自立會，在江浙沿海的小城和農村教會有不少教會響應。1910年他又聯合這些自立教會在上海閘北堂成立「中國耶穌教自立總會」（The National Free Church of China）。1929年時教堂有三百五十餘間，幾可與西方差會的大宗派相比。

接著，山東濰縣廣文學校在1910年發起「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由丁立美擔任幹事，這個佈道團喚起基督徒學生立志終身傳道的心志，團員有1170人，立志傳道的有530人。丁立美的弟弟丁立介曾在本院擔任兼課老師。

雖然在中國過去舉行的三次宣教士大會（1877、1890、1907），在會中已有人提出過「本色化的口號」，但落實推行組織的本色化是在1910年愛丁堡的「世界基督教宣教大會」以後。在愛丁堡大會上，美國建議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進行廣泛的調查。這次的會議，標誌著歐美基督教宣教活動已經進入了新紀元，各差會單獨活動的時代過去了，聯合行動成為差會的主流趨勢。

1911年長沙內地會的葛蔭華和蕭慕光兩位牧師發起「湖南逐家佈道團」，團員共有28人，他們以遊行佈道的方式，挨家挨戶發單張與小本聖經，五年之間，進去了十萬七千多個家庭佈道。屬於這類地方性的佈道團也在各地組成，如1912年廣東「河南佈道團」、1913年的「上海車夫聽道處」及「福州旗族佈道」、「上海基督徒佈道團」、「回民佈道」等。

1918年「國內佈道會」也成立，這是一個聯合華人基督教力量的組織，他們向雲南、東北、蒙古等地擔起佈道的責任，所有經費由全國基督徒所捐助，由誠靜怡、蔡蘇娟、陳維屏等二十一人為執行委員會，李瓊階牧師為執行幹事。

1921年敬奠瀛在山東泰安縣馬莊創立的耶穌家庭，發展到1952年共有127個小家，範圍擴及大江南北七、八個省份。

擔任續行委辦會會長的穆德（John Mott）1913年到華訪問，3月在上海召開全國基督教大會，全部115位代表，華人占了三分之一，這次會議中國同工與宣教士相互尊重，這次會議顯示中國信徒從過去是傳教士的「助手」身份，轉為傳教士的「同事」。這個時候也開始進行全中國教會的調查，針對中國的第一本調查報告，是由司德敷（M. T. Stauffer）主持出版的《中華歸主》，於1922年出版。同年五月全國華人在上海召開「基督教全國大會」，出席代表共有一千多人，為期八天的會議再次肯定「本色教會」是教會發展的要旨，教會的前途在「合一」、「本色」、「成聖」三端。會後並成立「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是余日章，副會長是上海衛理公會的會督江長川和浸信會傳教士巴慕德（H. Balme），誠靜怡後來擔任總幹事。到這時候，華人教會不只在意識上要本色化，在實質上也是本色化了。

1931年組成的「伯特利佈道團」，是中國教會大復興時期中一個最有名的佈道團。當中的成員計志文、宋尚節等佈道家在全國的影響，至今仍然可見。後來，這些佈道團不只在國內宣教，還到國外宣教。在1950年代以前比較活躍的宣教團體有廣西梧州的中華國外佈道團（1929）、陝西鳳翔的遍傳福音團（1947）、山東濰縣的西北靈工團（1946）。

概念與芻議　　

這個過程，許多華人教會的領袖紛紛提出他們對本色化的看法及做法，由於篇幅有限，筆者在此僅列出較重要的人物做代表。

燕京大學第一位華人校長吳雷川（1870-1944），他以儒家的「道」及「仁」觀為主尊，加上宋明理學的解釋，並以考證學的方法，重構基督教信仰，他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為了要完成「道」的要求，因為《中庸》說明了「修道之謂教」，儒家的關念，諸如「仁」、「誠」、「天理」、「存心養性」等，都可以在基督教教義裏找到相對的概念，至於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如三位一體、罪性、復活等，在當時科學主義的影響下，他認為這些超自然的聖蹟是迷信之談，但無礙於基督教基本的信仰。

曾任燕京大學的宗教學教授張純一（1871-1955）則提出佛化基督教的概念，將彼得保羅等之傳教當作是行菩薩道，耶穌的救恩當作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心，將上帝當作是眾生之心，無內無外，人人都是上帝，只是肉體會朽壞而已。不精研佛法，決不能理解真基督教之奧妙。他也將西方文明極為貶抑，認為中國文化才是宗教最完全之地，宗教的發展必要在中國文明裏熔為一爐。

曾任福州協和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治心（1888-1968）認為本色含有本地產生之意，就像落花生以前稱為東洋果，現在沒有人這樣稱呼，甚至不知是外來種。他認為本色就像「白色」，可包容各種色素，即能容納中國文化各種倫理、宗教、藝術、民情等精神。他認為找中國文化，無非在倫常日用之間：第一、倫理方面，如五倫，基督教也很重父子之親，男女之別，聖經論嫁娶是很慎重的。二、精神方面：中國人禮讓為國，與人無爭，溫文爾雅、君子坦蕩蕩的精神，基督教也是勉勵人無抵抗的忍受。三、行為方面：中國人對於行為的抉擇往往在於義，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寧可捨生取義。他最具體的做法，就是建議教會訂定十大節期（年節、燈節、掃墓節、潔淨節、追遠節、孝親節、感恩節、復活節、國慶節、聖誕節）及婚喪禮，以顧到中國人固有風俗習慣，也顧及教會的禮節。

曾任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的誠靜宜（1888-1939）認為基督教可以在所有的土地成為本色的（becoming indigenous），即便祭祖有迷信與偶像崇拜的問題，但其中也有好的動機，如鼓勵孝順、維護家庭和睦，因此他呼籲說：「我們不要把耶穌基督以猶太人的彌賽亞或歐洲人的基督來呈現，而要以華人的拯救者來向華人呈現。」他認為中國本色的教會就是「教會能使自己適應中國人的能力，中國人能自由完全的表達和決定其工作…耶穌的基本信條適合於所有人類，但形式、方法、思考的模式，做事的方法是可根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時代與地方加以適應。因此中國的基督教就是能適應中國人生活的基督教。」

曾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劉廷芳（1891-1947）認為教會的責任必須由中華國民自己去擔負，教會的主權，必須由中華信徒自己操持。中華信徒接受了這些舶來禮物，必須自己去從混雜的結合品中，把基本要素提出來，與自己的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與經驗，憑著神的指導，重新配合，成為中華本色的基督教義纔能算自己的教義。教會的典章、儀節、組織，都是一樣。基督教必須經過中國文化的洗禮，不是因為基督教沒有中國文化不能成立，實在是因為我們個人不能脫離了文化而生存。他進一步從教會禮儀的觀點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教會是中國信徒靈性生活的家庭，一切儀式禮節當合中國信徒的生活，因此創造中國教會各種禮節是本色教會根本上的工作。所以他之後大力推動華人的詩歌與崇拜內容，《普天頌讚》及《普天崇拜》都可以看到他在這方面的努力。但他也提醒中國教會不可藉本色化的名義，拒絕各國各民族對我們有價值的材料，因此也可選用各國教會所用的儀式。

觀察中國教會本色化過程的日本學者山本澄子（Yamamoto Sumiko），她認為中國教會會堂建築之中國化，的確可以縮短教會和中國社會及人民的距離，此外聖畫以中國風格繪成，教會的主日禮拜以中國人容易理解的形式進行；關於習俗問題，她採納容納中國人的祭祀和習俗的主張，並接受Netti M. Senger 的看法，認為對於新奉教者，我們不能將他們深感可親的一切事物，諸如祭祖等行為徑行斷決，但這不表示教會要接納民間傳統的祭祖風俗，而是要鼓勵他們孝順父母，將祖先崇拜的習俗基督教化。

神學的努力　　

誠如1950年沈亞倫在〈四十年來的中國基督教會〉中所說，要使本色教會的呼聲，成為激發教會教義神學的主動力，其中以神學思想最為重要，因為教會的存在不在於外形的改變，而是在於內在的生命。然而在1950年代以前，在本色化神學明顯有系統性的建樹並不多見，較有代表性的應屬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

趙紫宸（1888-1979）觀察，中國教會在1920年代謀求在組織上的自立，對許多人來說，本色化的目標似乎已經達到了。但他認為本色化所作的努力，教會儘管花了不少心血，但成就卻不多見，他認為這些成就只不過是教會的政策。中國人接掌教會的領導權雖然是很迫切的事，但那只是第一步，本色化的涵義應該包括了教會的整個生活，從表達的方式以至禮拜儀式和教堂建築都是，尤其重要的是神學思想，神學思想之所以重要，乃因教會生活的具體表現，取決於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

1924年趙紫宸在牯嶺的演講中說：「一個本色化的教會把基督教和中國古代文明所包涵的一切真理保存和統一起來，並因此而得以展示和表達中國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經驗，而且是用本國的方式，是他們感到自然的事。」趙紫宸的關心，不在於福音植根於土壤，因為那可能呆板僵化，他認為較合適的是長出一個新的型態來，那才是他本色教會的構想。本色化不是讓中國的教會僅僅穿上中國的外衣，作外表的適應以迎合中國的國情，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從中國人的立場來思想問題，選擇自己要用的神學工具。

因此趙提出具體的作法，首先他嘗試在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中，找到某些觀點，以作為與基督教福音相通的接觸點，像哲學上對宇宙的看法、中國的人性論、著重實際行動的性情及強調論理，特別是社會倫理，這些都是雙方的主要接觸點。從他的作法來看，是與傳統上宣教士所說的福音預工相符的。但光是就基督教信仰和中國的感受之間作逐點的接觸，顯然是不足的，兩者之間的共通之處是核心的問題，要以耶穌的經驗為基礎，耶穌基督是人類的根源，也是人類的完成，所有的人以祂為最終極的目標，中國的基督徒有責任從自己的文化中，回答這個問題。

其次，他要拆除基督教中西方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歪曲了基督教的真面目。本色化正是要重建真正的基督教。他認為西方移植過來的教會，被一大堆形式、傳統和習俗所埋葬，還有一些神學教義如上帝論、基督論及救贖論都失去了內容，成為空洞的名目。因為傳統上的神學說法，每一個時期都有新的解釋，受到歷史環境的制約，所以一旦要把這些名目搬到中國的脈絡中，搬到一個思想前提完全不同的文化上的時候，釋經上的問題更加複雜了。他甚至提出一個很激進的做法，認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探耶穌，甚至撇下始於新約的傳統，如最初的書信。他說：「我們有耶穌，何必還要有彼得、保羅的真傳？」

華人在本色神學的演進至今，目前最受囑目的是何光滬、劉小楓所提出「漢語神學」，根據其刊物的註解，漢語神學是指：一、以漢語文化的歷史的思想資源和社會經驗發展基督神學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漢語思想文化之風範的基督神學文化；二、在漢語思想學術領域建設神學學科，與儒學、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種現代主義思想構成學術性對話關係，使基督神學成?漢語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人文學術的組成部分；三、它是漢語世界（大陸、臺灣、香港、馬星、北美華人社區）的各社會地域的漢語宗教學者的共同志業。劉小楓期盼以「母語」神學來直接與基督事件相遇，他甚至拒斥了本色化、中國化，因為聖言的漢語生成是不需前二者的架構。

本色化與三自教會　　

就中國教會歷史的演變來看，中國的三自教會最能代表上述思想鬥爭的結果，雖然基督教的本質與唯物的本質無法相融，但三自運動的領導人卻認為兩者是可以相通的。

三自教會首先是由吳耀宗（1893-1979）所倡導的中國基督教革新運動開始，他認為1949年以後所提倡的革新運動，在意義上和過去的幾個運動是一致的，但在內容和本質上卻是和他們不同的。因為在解放以前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因此過去基督教所倡導的運動，都未有超越以上的意識形態。如今中國已經解放，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亦有所改變，新中國正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它正朝著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照吳耀宗的觀察，基督教革新運動正是在這一種新環境底下提出的口號，其目標也與過往不同：「它的目標不只是清算過去基督教個別的弱點，而也是要把國的基督教基本地、全盤地改造，使它脫離了西方社會傳統的影響，脫離了中國舊社會思想的羈絆，恢復了耶穌福音的本來面貌，使基督教變成新中國建設中一個積極的力量。」

三自革新運動包含了過去自治、自養、自傳的概念，吳耀宗提出基督教革新的幾個途徑：一、基督教應該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裏面的力量和影響；二、中國教會應實現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三、中國教會的事工應該配合《共同綱領》的政策，表現它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簡而言之，中國基督教革新運動是以三自做為主要的精神，但無形之中多了政治上的干預，這是前所未有的。但無可否認的，這樣的政治干涉，的確完全掃除了外國任何勢力以及經濟對中國的干預。雖然三自教會以政治力量達到了三自，但這並不意味著三自精神就失去它的價值，筆者認為這仍是所有華人教會所應共同追求的目標。

結論　　

本色化最終的結果，應該避免不了「宣教的目的」，這是與「漢語神學」是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因為漢語神學不是建立在信仰的平台上，而是建立在漢語上。但緊接的問題是，本色化也許對宣教的幫助很大，但本色化真的能解決在華人中傳福音的問題嗎？本色化固然有其吸引華人信教之因素，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教課題都能本色化？例如對宇宙本體的看法基督教和中國文化是否相同？對人性的體認與人的命運看法是否一致？另外本色化本身有其前設的立場，這個前設是基於基督教若不從中國固有的文化體系去加以解釋，否則不會得到國人的接納；基督教不能在中國生根，主要是因為無法與中國文化打成一片。但這個前設是否真能成立呢？

其實，基督教有著中國人沒有的東西，正如趙紫宸所觀察的，基督教的教義本身就是經過希臘化，因此基督教本身就有一些是不適合中國的東西，中國人無法接受也無法明白的。這個結果導致必須指出基督教信仰中的概念那個為正確，經過排除之後，才能使中國人更容易明白，但筆者懷疑，這個做法是否容易成功？也許會使本色化原本的美意，反而陷入希臘哲學式煩瑣又無結果的神學辯論？而中國有必要再加入西方教會多年來爭論不休的神學論戰嗎？

教會史家吳利明認為基督教嘗試「補儒」、「益儒」、「合儒」等作法都超出本色化應有的工作，不是宣教的目標，並把此看做是創造新的宗教。這樣的說法有點太過，等於否定過去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做過的努力，就歷史來看，過去耶穌會士因這方面的努力，得到中國士大夫及中國中央的認同，反而是有利於傳教，並沒有產生「不切實際」的效果，反倒是新教在這方面努力遠遠不如天主教。當然，今天華人教會面臨的處境與明末清初大不相同，本色化的策略也應隨著時代有所調整與更新。

蔣夢麟指出今天華人沒有人穿唐裝了，大家都穿西裝了，基督教一廂情願的以儒家做為會通對象，想為基督教穿上唐裝來贏得華人認同，蔣的意見值得留意。華人上一代的基督徒領袖均以「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為題，把中國文化等同於儒家所做的本色化，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恐怕只贏得一些零星的掌聲而已。本色化是否要依附儒家呢？顯然的，答案呼之欲出。筆者認為今日需要重新提問所謂的華人文化是什麼，先搞清楚我們生存的環境與身份，那麼本色化的工作，才能對華人的宣教起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