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昶興老師／本院專任老師
在去年的12月28日中國時報與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合辦「宗教論壇會議」，就「信仰與實踐」來舉行對話。與會者包括民政局副局長鐘則良、中國回教協會董事長丁迺忻、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教授利傳田、真理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陳志榮以及筆者。這次的宗教論壇可說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兩造第一次在台灣直接的對話，也是彼此尋求瞭解，尋求共同準則、價值以謀求全人類福祉為依歸，而非互相以消滅對方為職志，造成世界的戰爭連連、動亂與不安。是次論壇內容部份登載於中國時報12月31日第37版，由於未能表達筆者完整思想，故藉此機會將筆者當天座談全文刊登。
兩派觀點：文明衝突V.S.自食惡果
根據《「九一一」背後的宗教與歷史》一文分析九一一恐怖襲擊的起因，歸納了兩種觀點：[i]
一個是「文明衝突論」，美國之所以遭到襲擊，乃是因為偏激形態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憎恨美國的民主制度和言論、宗教、集會等自由，這也就是訴諸美國的文化與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ii]1993年的一篇文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3 (1993):22-49和1996年所發表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因為杭氏將冷戰後的衝突不是歸結於意識形態，也不是經濟利益，而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世界、伊斯蘭教文明以及儒教（家）文明中國之間的衝突。特別是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軍事衝突會越趨嚴重。
第二個觀點則是「自食惡果論」，也就是今天表面看來伊斯蘭教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衝突，乃肇因於西方世界多年來的外交和軍事政策所間接導致的。這派觀點常訴諸於文學政治與文化研究學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Orientalism (《東方主義》)一書，[iii]他認為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及法國，要塑造出一個「東方」來界定自己，也就是說歐洲（西方）是文明的，東方是野蠻與落後的；西方是愛好和平的，東方是好戰的；西方是理性的，東方是非理性的……。而他的第三本書《報導伊斯蘭》（Covering Islam）更是針對西方傳媒片面地又隱藏地報導伊斯蘭提出批判，這樣不公的報導不是為了引向不同文化/宗教的共存，反而是引起衝突，尤其是美國想繼續介入世界的政治舞台，不斷分化及削弱他不滿意的政權和勢力，美國偏袒以色列，以巴的衝突只有越來越嚴重，因此引發伊斯蘭世界對美國極度的不滿。[iv]
這派觀點認為極端份子所採取的恐怖主義，其實是要喚醒世人對於西方國家壓迫伊斯蘭世界的注意，因為西方國家為了石油和其他利益，在中東地區扶殖親西方政權或採取殖民主義；美軍更在波斯灣戰爭恣意濫炸伊拉克，並在沙烏地阿拉伯駐軍，又長期經濟制裁伊拉克，導致上百萬兒童死亡，令回教徒髮指。更令人諷刺的是，以奧薩瑪‧賓拉登為首的反蘇力量原本是美國扶植用來對抗蘇聯的擴張，如今卻成了恐怖襲擊美國的禍端。所以這一切的報應，是西方國家咎由自取、自食惡果。
兩派觀點：孰對孰錯？
上述兩個陣營的觀點，都處理了當前文明/宗教衝突源起的某些現象和根源，並且試圖各自合理化自身不合理的作法，例如支持「自食惡果論」的人士，為了歸咎美國與西方國家政策的錯誤，不自覺的合理化了恐怖行動所帶來的傷亡，甚至比較中東世界的悲慘遭遇與九一一襲擊那個傷亡慘重？
至於美國使用「無限正義」做為軍事行動的代號，期望美國對恐怖份子的開戰符合公義之戰，其實，公義戰爭論正顯示出世上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是完全公義的。[v]布希總統在九月16日用「十字軍東征」（Crusade）來標誌反恐怖戰爭，更造成了穆斯林對基督徒的反感。本來十字架象徵的是耶穌基督為世人受難犧牲的大愛，如今十字架變成了穆斯林的苦難和死亡。因此，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不能冷眼旁觀戰爭對人類帶來無可計數的災難。
至於「文明衝突論」，則是雙方各自無意地把代表基督教的「西方」和「伊斯蘭」抽象化、刻板化、扁平化問題的真象，在此論點下，西方就是壓迫者、殖民者、奴役者；而伊斯蘭就是保守、落伍、好戰、怪異、狂熱、反西方、反文明的代名詞。這樣的結果，都是把彼此對立起來，變成你死我亡的競逐。
事實上，伊斯蘭文明正處於十字路口，巴基斯坦籍人類學家阿赫梅德（Akbar S. Ahmed）指出他們除了走全盤西化的路線之外，還有兩個可能的選擇，一個是以藏身於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下的奧薩瑪為代表的、與西方抗爭到底而絕不妥協的原教旨主義運動；第二是採取巴基斯坦國父真納（Mohammed Ali Jinnah）那種以伊斯蘭文明為體吸收西方文明優點的策略。而伊斯蘭陣營的領袖，在二十世紀末也有不同的類型，包括宗教僧侶的伊朗什葉派領袖何梅尼、領導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王室、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車臣反抗運動領袖杜達耶夫（Dzhokhar Dudayev）以及以軍事強人形象出現的伊拉克海珊（Saddam Hussein）、利比亞領袖格達費（Colonel Gaddafi）。
因此，西方往往忽略了伊斯蘭世界豐富的歷史及多元性文明，對伊斯蘭領袖的認識也只放在原教旨主義上，並且原教旨主義是否就一定反現代也有待商榷。[vi]再者，發動九一一襲擊的極端分子也不能完全代表伊斯蘭教全部的精神。
「唯我獨尊」的迷思？
伊斯蘭極端份子所發動的聖戰，這是有其歷史背景的。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者同源，亞伯拉罕是這三大一神信仰共同的祖先，它們都是信奉獨一上帝的，同時都具有聖戰觀念的。它們認為獨一的上帝（伊斯蘭教稱之為真主安拉）是世界的創造主與管理者（伊斯蘭教規定人是真主的「代位者」），[vii]所以作為一神子民，世界也屬於上帝子民他們的，他們領受上帝的託付與管理世界的神聖使命，因此世界有什麼絆腳石阻礙他們，跟他們的看法不一，或者與他們所介定的真理有異，便是敵擋一神的信仰。所以為了彰顯一神的權能與統治，這些敵對的力量便一定要遭到清除。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系主任李熾昌點出一神信仰的病灶，就是在上述這種強烈的宗教意識底下，我們要留意背後一些不自覺但具有破壞性的普世理念—「唯我獨尊」，也就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要像我一樣信仰同一個主宰才是對的這種觀念。
要明白「聖戰」真正的意義，我們不能只看到刀與劍的那一面，[viii]聖戰主要的意思是奮鬥、盡力的意思，是強調心靈的克制和寬容，而不是濫殺無辜。《古蘭經》也指出「宗教無強迫」（2:256）。穆斯林統治者雖然強硬對待拜偶像的「異教徒」，但卻寬容和尊重「有經之人」（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只要求他們接受管治與繳納人頭稅。
就歷史而言，穆斯林的聖戰是「後發制人」，是出於自衛而用武力，過了這個地步他們就會不惜犧牲，義無反顧，因為死於真主安拉的聖戰是很神聖的，殉道者的地位是很崇高的。
而基督教舊約的戰爭也有聖戰的意味，但必需要留意「平安」的觀念是經常與戰爭緊密結合的，這表示戰爭為了顯示耶和華上帝是保護人民的神，保障人民的安全，確保人民有繁榮安定。這樣的觀念一路發展到新約，我們看到耶穌講的是「要愛你的仇敵」，而不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行動。
所以，更多的殺戮不是基督徒真正解決問題之道。十二、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違反了耶穌所強調「愛」的精神，也種下基督教與伊蘭教擾攘不休的禍根。
註釋：
[i] 葉菁華：〈「九一一」背後的宗教與歷史〉，《教會智囊》第6-8期（2001年10-12月），頁1-2。葉菁華乃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目前為香港中文大學神學組基督教使命與實踐事工部主任。
[ii] 關於杭廷頓的生平簡介可參林博文：〈杭廷頓文明衝突論，敲響當代警鐘〉，《中國時報》（2001年12月21日），第10版。
[iii] 薩伊德：《東方主義》（台北：立緒，1999年）。
[iv] 從宗教觀點來評論薩伊德對西方文明的批判與反省、以巴衝突可參李熾昌：〈文明的衝突與共存—宗教及歷史的省思〉，《思》（2002年1月），頁5-11；李熾昌：〈阿拉伯人屢受欺觸發聖戰〉，《星島日報》（2001年10月8日）；Akbar S. Ahmed, “Islam’s Crossroads”, History Today 49, Issue 6 (June 1999); Ziauddin Sardar, “Clinton Provokes a Jihad”, New Statement (August 28, 1998).
[v] 鄭順佳：〈舊約戰爭倫理初探〉，《華人神學期刊》第四卷第2期（1991年6月），頁1-27。文中指出暴力是一種習慣，將政治、社會及人際問題簡單化，任何人一旦使用暴力，便不會停止使用它，因為暴力是一種較容易，較實際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且暴力只會進一步的衍生暴力，暴行也永不可能純正無私，因為它永遠伴隨著憎恨。
[vi] 何偉業：〈伊斯蘭文明當前的困局與前景〉，《二十一世紀》第66期（2001年8月），頁28-32。該文指出真納從政以來，致力促進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合平相處，避免大規模的流血衝突，這不單改變了西方一直所認識的伊斯蘭領袖形象，即以軍事、暴力和專制管治社會和處理國際關係，並提供了一個重要而有力的歷史根據，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否正確或有必然性。
[vii] 買德麟：〈從回教看現代社會倫理〉，《宗教與社會倫理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洪健全基金會，1993年），頁50。
[viii] 事實上，一手拿古蘭經一手拿劍的伊斯蘭教的形象是英國歷史學家吉本所形塑出來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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