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昶興/本院專任老師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徒2:2）
過完五月九日的母親節之後，接著就進入教會年曆中另一個十分重要的節期，從五月十五日聖靈降臨節開始，一連有二十六個主日都在這個節期當中。這個節期提醒世上所有信徒，聖靈的恩賜豐富賞賜給人，不僅為了內心的滿足與個人的成就，更促使我們在世上以福音的行動來宣告我們的信仰。正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一節所說：「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如此承受這個永生之道，就是獻出我們的身體，獻上有兩個向度，即服事上帝，也愛我們的鄰舍。
耶穌曾以「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問說：「誰是我的鄰舍呢？」撒瑪利亞人是猶太人所憎惡的族群，他們生長在異教的文化底下，在猶太人眼中是不可能得救的，然而耶穌說，他們才是我們的鄰舍。跨出這一步是耶穌給我們的挑戰，在我們的四周多數都是生長在非基督教文化底下的人，似乎他們與基督教有著巨大的鴻溝，但在「一陣大風吹過」，這些障礙都將會迅速消失。
在耶穌升天後的五旬節早上，那時有從天下各國前來耶路撒冷朝聖的群眾，當聖靈降臨在這些使徒的身上，他們開始以各國的方言述說福音的奧蹟，五旬節的神蹟，將過去緊緊把人綑鎖在一起的文化、種族、性別、語言等牢籠，透過耶穌基督醫治與復和的福音，拆毀了人與人之間隔斷的牆，並以祂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成就世人的和睦。
時直今日，還是存在人與人之間互相排斥的行為，即便與我們住得很靠近的人們，我們也有可能視他們為「非我族類」。五旬節的福音信息卻告訴我們，耶穌呼召我們對普世的人類要有新的諒解，我們要進入他們當中，成為他們的鄰舍，而非以對抗、排斥的態度來面對這個世界，這樣才能化為上帝福音的器皿，正如當年使徒所做的一樣。
五旬節的一陣大風吹來，帶來聖靈的大能，帶來豐富的屬靈恩賜，但這一陣大風更重要的是吹倒一切在人與人之間建築的高牆、世世代代的冤仇，我們看到救恩的大門是為世上所有的人敞開，這是大風的信息。願這一陣大風再次吹入你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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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3月 31, 2005
台灣浸信會首位華人女宣教士－彭蓮生教士傳
吳昶興老師／本院神道系專任教師
家庭與信仰
彭蓮生，山東平度人，在山東煙台長大，於1920年出生於一個基督教的家庭，父母在煙台浸信會的教會學校教書。父親彭鶴年在煥文男校教書，母親紀文奎在衛靈女中教書，蓮生幼時隨母親於該女校讀書，小學即參加日光會。之後升上中學，學校各種活動都參加，包括課間禮拜、一年兩次的學生佈道會、週六的少年團契等無不參與，從小對基督信仰非常熱心。
十二歲那年，在一次的佈道會中決志歸主，也隨同學報名受浸，但當時的浦其維老牧師認為蓮生得救確據不清楚，希望下一次再受浸，然蓮生執意不肯，於是浦牧師把以後輔導的責任當眾交由其母親負起。十五歲那年初中畢，進入黃縣崇實高中，適時正逢山東大復興的尾聲，聖靈工作仍堅，同學禱告迫切、心?火熱、傳福音有能力。蓮生見此感受自己生命似乎少了什麼，故每晚隨他們禱告。一次的禱告中經歷主，體驗主在十架受死的大愛，因而痛哭認罪，經歷耶穌寶血洗罪功效，當時向主說：「罪是我犯的，你為什麼為我死？你既然如此愛我，我願意為你活，一生事奉你。」那刻感到罪被洗淨，喜樂的靈澆灌下來，自那晚起，不再懷疑自己是否重生得救，經歷聖靈的同證自己是神的兒女（羅8:16）
蒙召
兩年後，蓮生已是高二學生，參加了浸信會在黃縣召開全國浸信會少年團（後改名「助道會」）第一次領袖代表大會，在會中特別提及邊疆工作的重要。有一天下午的夕陽會，大家聚集在黃縣神學院女生宿舍外樹蔭下，眾坐聆聽懷麟醫院徐上達大夫有關邊疆佈道的異象，聖靈大大工作，許多人因此站起獻身，當中還包括蓮生的鋼琴老師董淑貞、崇實小學女生部主任陸友梅，蓮生雖深受感動，始終沒有站起，但心中已暗暗將自己獻給主。
1937年中日戰爭事起，有救國抗日的呼聲，亦有國共合作的訴求，許多基督徒都被稱為帝國主義者、走狗、賣國賊。在這種惡劣情勢下，隔年寒假同學多數回家，僅少數學生留校，蓮生與另外七人組伙食團，並一起唱詩讀經禱告，甚至舉行農村佈道會。聖靈反而在此時工作，許多人悔改得救，連小學部晚上自習的時間都變成培靈會了。
1939年夏高中畢，蓮生返母校衛靈女中教書，同時亦在黃縣浸信會聚會。教會牧師是范明經牧師，經常為教會復興迫切禱告，1940年春，一個邊疆佈道的呂冰芝姊妹來做見證，燃起復興火燄，教會、學校、醫院、神學院都看到靈火燃燒。
1941年6月，柯理培牧師親自差派徐上達到甘肅武威，差派董淑貞及陸友梅至廣西桂林，在苗人與傜人中工作。由於董淑貞離去，神學院需教琴老師，柯理培院長至衛靈女中與校長塔珍珠教士交涉，急需蓮生去神學院協助司琴課程，蓮生因此到了黃縣神學院，一邊教琴一邊讀神學院。
教會事奉
當年神學院規定第二年的暑假，神學生必須回母會實習，因此蓮生回到煙台大馬路浸信會實習，教會安排她到距煙台四十里遠的萊山鎮萊山禮拜堂實習三個月。開學後，董吉亭老師去萊山考察其實習工作，知蓮生受到教會肯定，故預訂她畢業即往萊山禮拜堂工作。在神學院學習，蓮生學到一門重要的功課，即「信靠順服」，無論如何都跟隨主。
畢業後，蓮生果去萊山工作，當時萊山受到日本及偽軍統管，之後又有八路軍管治，甚至還有游擊隊，局勢非常混亂。當時她與曹積英及孫、解三位姊妹同住，有一晚遇士兵叨擾借住一宿，雖無任何事發生，但已不敢再住禮拜堂了，隨即搬到教會孫書閣長老家中。
有次，在一筵席間，一位老師言：「年輕人，應當遠走高非，窩在一個小地方，沒什麼出息。」此言對蓮生不無刺激。
大約1946年前後，清算鬥爭開始，幹部有三天訓練大會，人心惶惶，誰也不知會不會在黑名單上，主藉著詩篇一四一篇第七節：「網羅破裂，雀鳥逃脫」來安慰弟兄姊妹，果然第一次名單沒有他們，蒙主保守渡過。時局越來越惡劣，1947年2月16日主日清晨，崇拜時來了一群民兵，將所有外村參加禮拜的弟兄姊妹全數帶走，接著又通知本村村民都要開會，教會只剩蓮生一人。自此以後，主日已不能自由聚會了。此時她心中覺得，第三次可能就是她了，差不多是要離開萊山的時候。
適時楊美齋牧師託人帶信通知其全家南下，也問蓮生是否離開萊山。蓮生心情矛盾，不想離開弟兄姊妹，但當時局勢不明，一個外地人留下對教會不無影響，於是到了煙台，然後再至青島，而楊美齋牧師已經南下。之前幫助蓮生的董吉亭老師建議她到上海浸信會神學院進修，得柯理培牧師接納，因此1948年秋季就進入該校就讀。隔年邊疆佈道委員會應楊美齋牧師之請，派至台灣協助開荒工作，於是1949年5月3日抵台。因此，彭蓮生就成了台灣首位華人的女宣教士。
在台灣開荒
1949年4月10日，楊美齋牧師於仁愛路二段25巷一住宅開始崇拜聚會，明俊德教士協助司琴、輔導青年聚會、帶領詩班、姊妹會等，待彭教士一到，就接下明教士原有的工作，明教士則到另一個地方開荒了。
在台灣初期先後在浸信會仁愛堂、嘉義浸信會、高雄的鼓山、旗山、美濃、六龜等地工作。在台北仁愛堂時投入各種事奉：團契、主日學、主日崇拜、各級助道會、福音聚會、禱告會、查經會、家庭禮拜等。1952年柯理培夫婦來台，就把仁愛堂工作交給柯師母及黃汝影姊妹，隨康樂教士到嘉義，接著也在高雄與芮克德教士同工。
1959年芮教士返美，彭教士得神引導至基隆，由王嘉迺長老介紹與邵旭弟兄相識，經過多方印證，在1959年9月5日由柯理培牧師證婚，與邵旭結婚。之後開始輔助邵弟兄在教會的工作。 彭、邵所事奉的基隆教會是一間地方教會，多數都是聽不懂台語的，由於海員居多，姊妹比弟兄多，初期工作十分艱難。從1963年開始建立「新堂」之後，陸陸續續建立了「六堵會堂」（1977）、「弟兄之家」（1979）、「安樂之家」（1983）、「百福之家」（1984）、「深美之家」（1995）、「隆聖之家」（1997）、「喜樂之家」（1997）等。下一代漸漸長大，成家立業，工作逐漸開展，有恩賜的人越來遇多，目前教會全職同工有十四位，聚會地點有七處。轉眼之間，基隆教會的開展在2003年8月23日歡渡了五十週年。回顧以往，時時蒙主眷顧，處處看見神的恩典。
退休
1994年彭教士退休，目前主要從事禱告和巡迴的工作。並且曾赴大陸當年實習的教會，協助福音工作，並見證萊山東庄教會在2000年9月17日正式復堂，教會座無虛席。 從彭教士事奉主的經歷，筆者看見上帝為她預備一個基督教的家庭，又為她預備了一顆柔軟渴慕的心，再為她
預備了全職服事的道路，由山東、上海而至「邊疆」─台灣，事主不輟，在基隆教會與邵旭牧師夫婦兩人齊心牧養主的羊群，終至開花結果。也許在旁人眼中來看，她可能是一個柔弱的女子，但她卻照著耶穌的教導一生忠心事主，並且不知不覺的成了中國基督教史一個重要的足印，那就是浸信會台灣首位來台的華人女宣教士。參考資料
1.吳昶興、費琳訪問，《彭蓮生教士見證稿》（2004/6/10），1-10。
2.彭蓮生，〈在學校中的復興〉，《青年良友》（1969年7月號），9-11。
3.彭蓮生，〈在教會中的復興〉，《聖經報月刊》（1969年8月期），14-15。
4.邵彭蓮生，〈十架旗幟永飄揚〉，《浸會來華150週年紀念特刊》（1987），92-93。
5.邵旭，〈主愛重溫歷久彌新〉，《僕人1953-2003：基隆教會建堂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基隆：基隆教會，200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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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與和好
吳昶興老師／本院專任老師
「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路15:1）
今年五月九日至十六日，希臘雅典即將舉行「世界宣教與佈道會議」（Conference on 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主題為「醫治與和好」，祈求聖靈能賜下醫治與復和的能力，提醒教會不要忘記基督的召命是要我們去與鄰舍和好，同時也醫治他們受傷的心靈。
九十年前，曾經遭受鄂圖曼帝國（ca. 1350-1922）屠殺一百五十萬的亞美尼亞人，該國基督徒回想起這個痛苦的過去，就像一幅黑幔不時侵擾受傷者的心靈。這個現今仍保存教會第一座教堂的古老小國，其東正教的牧首亞蘭一世（Aram I）今年二月憑著無畏的勇氣呼籲世界的教會，應該將醫治做為最全面的事奉，以帶來生命的更新、上帝的權能及基督的復和。並且他認為上帝給已得醫治的教會一個任務，就是獻身於這個破碎日益疏離的世界。亞蘭一世的呼籲實在令人動容，也令人想到耶穌的服事。
翻看耶穌在世的傳道工作，都是在一群最被社會忽略或排擠的人群中服事，像是被邪靈附身的人、痲瘋病人、癱子、手枯乾的人、血漏的女人、耳聾舌結的人、瞎眼的人、瘸腿者、得水腫病的人、寡婦、稅吏、妓女等，他們多數身體充滿了痛苦，然而他們的心靈痛苦更甚，耶穌在醫治這些人的同時，也指向這些不公義的根源，因為一些罪惡的現象，往往出於人的自私，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因而失去了愛，失去了憐憫。
與上帝和好不應只建立在自己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也要在另一個上帝所造的群體之間搭一座橋樑，以跨越社會、宗教與文化的隔膜，這包括了意識上的改變，態度的扭轉和記憶的醫治。如果連潛藏的記憶都無法得到醫治，那表示我們的復和還未完全。這並非說我們要忘記歷史，忘記過去，而是讓世人知道基督徒有不同於世界的人生態度，我們有永生的盼望，因為我們懷著新的信心、盼望與異象瞻望前程。
上帝醫治的大能主要在轉化人類能力的不確定性，能夠把世界上一切的專制、集權、暴力的力量轉為柔弱的、負責的、和平與分享的力量。耶穌的身上正是表現這樣特質，祂看起來像是柔弱的、受苦的、一無所有的，最後卻能翻轉整個世界，祂以復活的能力在一個最不可能處境中，展現最堅強無比的生命力，實現了天國的基礎。我們祈求上帝賜給台灣教會醫治的使命，在一個分裂的現況，以醫治與和好來服事所有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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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路15:1）
今年五月九日至十六日，希臘雅典即將舉行「世界宣教與佈道會議」（Conference on 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主題為「醫治與和好」，祈求聖靈能賜下醫治與復和的能力，提醒教會不要忘記基督的召命是要我們去與鄰舍和好，同時也醫治他們受傷的心靈。
九十年前，曾經遭受鄂圖曼帝國（ca. 1350-1922）屠殺一百五十萬的亞美尼亞人，該國基督徒回想起這個痛苦的過去，就像一幅黑幔不時侵擾受傷者的心靈。這個現今仍保存教會第一座教堂的古老小國，其東正教的牧首亞蘭一世（Aram I）今年二月憑著無畏的勇氣呼籲世界的教會，應該將醫治做為最全面的事奉，以帶來生命的更新、上帝的權能及基督的復和。並且他認為上帝給已得醫治的教會一個任務，就是獻身於這個破碎日益疏離的世界。亞蘭一世的呼籲實在令人動容，也令人想到耶穌的服事。
翻看耶穌在世的傳道工作，都是在一群最被社會忽略或排擠的人群中服事，像是被邪靈附身的人、痲瘋病人、癱子、手枯乾的人、血漏的女人、耳聾舌結的人、瞎眼的人、瘸腿者、得水腫病的人、寡婦、稅吏、妓女等，他們多數身體充滿了痛苦，然而他們的心靈痛苦更甚，耶穌在醫治這些人的同時，也指向這些不公義的根源，因為一些罪惡的現象，往往出於人的自私，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因而失去了愛，失去了憐憫。
與上帝和好不應只建立在自己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也要在另一個上帝所造的群體之間搭一座橋樑，以跨越社會、宗教與文化的隔膜，這包括了意識上的改變，態度的扭轉和記憶的醫治。如果連潛藏的記憶都無法得到醫治，那表示我們的復和還未完全。這並非說我們要忘記歷史，忘記過去，而是讓世人知道基督徒有不同於世界的人生態度，我們有永生的盼望，因為我們懷著新的信心、盼望與異象瞻望前程。
上帝醫治的大能主要在轉化人類能力的不確定性，能夠把世界上一切的專制、集權、暴力的力量轉為柔弱的、負責的、和平與分享的力量。耶穌的身上正是表現這樣特質，祂看起來像是柔弱的、受苦的、一無所有的，最後卻能翻轉整個世界，祂以復活的能力在一個最不可能處境中，展現最堅強無比的生命力，實現了天國的基礎。我們祈求上帝賜給台灣教會醫治的使命，在一個分裂的現況，以醫治與和好來服事所有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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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月 31, 2005
大道氾兮，豈可左右
吳昶興老師／本院專任老師
去歲年終，當教會普世歡騰慶賀基督耶穌的降生，突然地球板塊的瞬間變動造成了一場人類的浩劫，令人無法置信的現象透過媒體真實的呈現在世人面前，海嘯的威力以每平方公尺約有3.6至5公噸的力量橫掃南亞的國家，甚至連非洲東南也都承受這股巨大的破壞力。目前的數字顯示已有二十五萬人喪生，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失蹤，此次空前的大海嘯造成了所在地區人民巨大的損失和心理創傷。
在馬太福音廿四章記載著耶穌在耶路撒冷與門徒論到世界末了的預兆，在三十七至三十九節那裏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的日子也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喫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在南亞國家的沙灘上，藍天碧海，是許多寒冷國家消暑的勝地，這裏人潮如織，觀光業發達，有誰知道一場大地震已經在千里之外發生，沒有人知道一場大難悄悄逼近，他們正如以往的遊客享受著日光、沖浪潛水的樂趣，他們對災難茫然無知，在驚奇地看到柔順的海水一剎那間退去，裸露出黝暗的礁石與來不及和水退去的魚群之後，然後我們聽到無數驚恐的尖叫，還有被海水吞噬的人民。這一幕彷彿耶穌當年預言的景象，在我們面前出現。
當然，我們必須獻上最深的同情，為那些失去生命與失去摯愛親人的家庭禱告，我們也必須鼓勵那些前往災區伸出援手的弟兄姊妹，因為聖經教導我們：失喪的要去尋找；被逐的要去領回；受傷的要去纏裹；有病的要去醫治。在這個關鍵時刻，就是讓一息尚存的人們，更能堅強的活下去，祈求上帝賜給災區的百姓信心，克服天災所帶來的苦楚。
在基督降生的節慶中，我們同時要面對生命充滿了許多的困惑與矛盾，我們處在一個破碎的世界，面對大難我們似乎徬徨無措。然而，基督的道成肉身為我們指出一條明白的道路，上帝住在我們中間，從基督教歷史證明，祂可以把毀滅的可能轉為生命的可能。因此我們身負重任，我們要去到世人中間，掃除毀滅的咒詛，使他們找到新的避難所。不僅如此，這次的大海嘯也提醒世人，我們未來有一個更大的責任，就是如何維護上帝起初創造世界的美好，讓人類居住的地球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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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歲年終，當教會普世歡騰慶賀基督耶穌的降生，突然地球板塊的瞬間變動造成了一場人類的浩劫，令人無法置信的現象透過媒體真實的呈現在世人面前，海嘯的威力以每平方公尺約有3.6至5公噸的力量橫掃南亞的國家，甚至連非洲東南也都承受這股巨大的破壞力。目前的數字顯示已有二十五萬人喪生，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失蹤，此次空前的大海嘯造成了所在地區人民巨大的損失和心理創傷。
在馬太福音廿四章記載著耶穌在耶路撒冷與門徒論到世界末了的預兆，在三十七至三十九節那裏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的日子也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喫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在南亞國家的沙灘上，藍天碧海，是許多寒冷國家消暑的勝地，這裏人潮如織，觀光業發達，有誰知道一場大地震已經在千里之外發生，沒有人知道一場大難悄悄逼近，他們正如以往的遊客享受著日光、沖浪潛水的樂趣，他們對災難茫然無知，在驚奇地看到柔順的海水一剎那間退去，裸露出黝暗的礁石與來不及和水退去的魚群之後，然後我們聽到無數驚恐的尖叫，還有被海水吞噬的人民。這一幕彷彿耶穌當年預言的景象，在我們面前出現。
當然，我們必須獻上最深的同情，為那些失去生命與失去摯愛親人的家庭禱告，我們也必須鼓勵那些前往災區伸出援手的弟兄姊妹，因為聖經教導我們：失喪的要去尋找；被逐的要去領回；受傷的要去纏裹；有病的要去醫治。在這個關鍵時刻，就是讓一息尚存的人們，更能堅強的活下去，祈求上帝賜給災區的百姓信心，克服天災所帶來的苦楚。
在基督降生的節慶中，我們同時要面對生命充滿了許多的困惑與矛盾，我們處在一個破碎的世界，面對大難我們似乎徬徨無措。然而，基督的道成肉身為我們指出一條明白的道路，上帝住在我們中間，從基督教歷史證明，祂可以把毀滅的可能轉為生命的可能。因此我們身負重任，我們要去到世人中間，掃除毀滅的咒詛，使他們找到新的避難所。不僅如此，這次的大海嘯也提醒世人，我們未來有一個更大的責任，就是如何維護上帝起初創造世界的美好，讓人類居住的地球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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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1月 30, 2004
本色之探
吳昶興老師／本院專任老師
「本色化」（indigenization）不只包含神學思想的努力，也包含「三自」的努力─即教會的自立、自養、自傳。但台灣的教會一聽到「三自」，往往聯想到大陸的三自教會，然後又聯想到是大陸官方統治的基督教會，不是「正牌」的教會。其實這種思想顯示台灣信徒對中國教會歷史的陌生，也充滿許多道聽塗說的辭令及不求甚解的心態。因此筆者希望能從華人教會歷史的發展，來思考這個課題，使更多人的信徒能夠瞭解這個問題對於教會發展的重要性。
不少學者支持自立教會概念最早是由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 1829-1893）所提出，他屬於寧波長老會傳教使團，在山東登州及煙台傳教，他認為從經濟負擔和民情風俗來看，依靠外國人是不可能把基督教傳遍中國的，因此教會需要自治、自養、自傳。不過倪維思也是一個很受爭議的人，他曾就鴉片戰爭發表看法說：「不管正當不正當，這個戰爭是按照神的旨意，用以開創我們與這個廣大帝國關係的新紀元。」不過，筆者認為以此概念撰文的，最早應該是由福州美以美會的宣教士保靈牧師（Rev. S. L. Baldwin）提出，他在1877年發表的〈自養的本土教會〉（Self-support of the Native Church）開宗明義就說：「任何一個本土的教會都應該儘早的成為自養的教會，那是我們的責任，應盡其所能達致這個結果。」
因此，美國美南浸信會曾經一度在1883-1893年間，刻意雇用不受薪的中國職員，認為這樣可杜絕吃教的頹風，又可以建設屬靈之教務，更進而實現教會自給，學校自辦的方針。但這樣的舉措，經過美國公理會的明恩溥牧師（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832）和博恆理牧師（Herry D. Porter, 1845-1916）考察之後，認為差會若不給本地基督教團以物質的支援，結果就是那些受基督教思想感染的人，只能靠理性的力量去戰勝他們周圍異教徒勢力，這就註定整個方法的失敗。
自此以後，西方教會與自立教會大致上有兩種型態的關係：一是有親緣的關係：如中華基督教會，雖然獨立出去，仍與西差會有合作關係；二是斷絕連繫的關係：如真耶穌教會，領袖不屬於任何教會團體，他們的牧師可以共同決定自己組織和管理的型式，商定他們要宣講什麼類型的基督教真理。另有一個極端，就是小群教會，每個小地方有自己的自立教會，但沒有領袖，也沒任何一定的或永久的管理形式。
教會自立運動
簡單來說，中國的自立運動就是要擺脫宣教團體任何的干預，在此觀點下所形成的第一個教會組織，是上海的俞國禎牧師（1852-1932）於1906年邀約「愛國愛教愛人思想」的信徒創立耶穌教自立會，在江浙沿海的小城和農村教會有不少教會響應。1910年他又聯合這些自立教會在上海閘北堂成立「中國耶穌教自立總會」（The National Free Church of China）。1929年時教堂有三百五十餘間，幾可與西方差會的大宗派相比。
接著，山東濰縣廣文學校在1910年發起「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由丁立美擔任幹事，這個佈道團喚起基督徒學生立志終身傳道的心志，團員有1170人，立志傳道的有530人。丁立美的弟弟丁立介曾在本院擔任兼課老師。
雖然在中國過去舉行的三次宣教士大會（1877、1890、1907），在會中已有人提出過「本色化的口號」，但落實推行組織的本色化是在1910年愛丁堡的「世界基督教宣教大會」以後。在愛丁堡大會上，美國建議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進行廣泛的調查。這次的會議，標誌著歐美基督教宣教活動已經進入了新紀元，各差會單獨活動的時代過去了，聯合行動成為差會的主流趨勢。
1911年長沙內地會的葛蔭華和蕭慕光兩位牧師發起「湖南逐家佈道團」，團員共有28人，他們以遊行佈道的方式，挨家挨戶發單張與小本聖經，五年之間，進去了十萬七千多個家庭佈道。屬於這類地方性的佈道團也在各地組成，如1912年廣東「河南佈道團」、1913年的「上海車夫聽道處」及「福州旗族佈道」、「上海基督徒佈道團」、「回民佈道」等。
1918年「國內佈道會」也成立，這是一個聯合華人基督教力量的組織，他們向雲南、東北、蒙古等地擔起佈道的責任，所有經費由全國基督徒所捐助，由誠靜怡、蔡蘇娟、陳維屏等二十一人為執行委員會，李瓊階牧師為執行幹事。
1921年敬奠瀛在山東泰安縣馬莊創立的耶穌家庭，發展到1952年共有127個小家，範圍擴及大江南北七、八個省份。
擔任續行委辦會會長的穆德（John Mott）1913年到華訪問，3月在上海召開全國基督教大會，全部115位代表，華人占了三分之一，這次會議中國同工與宣教士相互尊重，這次會議顯示中國信徒從過去是傳教士的「助手」身份，轉為傳教士的「同事」。這個時候也開始進行全中國教會的調查，針對中國的第一本調查報告，是由司德敷（M. T. Stauffer）主持出版的《中華歸主》，於1922年出版。同年五月全國華人在上海召開「基督教全國大會」，出席代表共有一千多人，為期八天的會議再次肯定「本色教會」是教會發展的要旨，教會的前途在「合一」、「本色」、「成聖」三端。會後並成立「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是余日章，副會長是上海衛理公會的會督江長川和浸信會傳教士巴慕德（H. Balme），誠靜怡後來擔任總幹事。到這時候，華人教會不只在意識上要本色化，在實質上也是本色化了。
1931年組成的「伯特利佈道團」，是中國教會大復興時期中一個最有名的佈道團。當中的成員計志文、宋尚節等佈道家在全國的影響，至今仍然可見。後來，這些佈道團不只在國內宣教，還到國外宣教。在1950年代以前比較活躍的宣教團體有廣西梧州的中華國外佈道團（1929）、陝西鳳翔的遍傳福音團（1947）、山東濰縣的西北靈工團（1946）。
概念與芻議
這個過程，許多華人教會的領袖紛紛提出他們對本色化的看法及做法，由於篇幅有限，筆者在此僅列出較重要的人物做代表。
燕京大學第一位華人校長吳雷川（1870-1944），他以儒家的「道」及「仁」觀為主尊，加上宋明理學的解釋，並以考證學的方法，重構基督教信仰，他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為了要完成「道」的要求，因為《中庸》說明了「修道之謂教」，儒家的關念，諸如「仁」、「誠」、「天理」、「存心養性」等，都可以在基督教教義裏找到相對的概念，至於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如三位一體、罪性、復活等，在當時科學主義的影響下，他認為這些超自然的聖蹟是迷信之談，但無礙於基督教基本的信仰。
曾任燕京大學的宗教學教授張純一（1871-1955）則提出佛化基督教的概念，將彼得保羅等之傳教當作是行菩薩道，耶穌的救恩當作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心，將上帝當作是眾生之心，無內無外，人人都是上帝，只是肉體會朽壞而已。不精研佛法，決不能理解真基督教之奧妙。他也將西方文明極為貶抑，認為中國文化才是宗教最完全之地，宗教的發展必要在中國文明裏熔為一爐。
曾任福州協和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治心（1888-1968）認為本色含有本地產生之意，就像落花生以前稱為東洋果，現在沒有人這樣稱呼，甚至不知是外來種。他認為本色就像「白色」，可包容各種色素，即能容納中國文化各種倫理、宗教、藝術、民情等精神。他認為找中國文化，無非在倫常日用之間：第一、倫理方面，如五倫，基督教也很重父子之親，男女之別，聖經論嫁娶是很慎重的。二、精神方面：中國人禮讓為國，與人無爭，溫文爾雅、君子坦蕩蕩的精神，基督教也是勉勵人無抵抗的忍受。三、行為方面：中國人對於行為的抉擇往往在於義，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寧可捨生取義。他最具體的做法，就是建議教會訂定十大節期（年節、燈節、掃墓節、潔淨節、追遠節、孝親節、感恩節、復活節、國慶節、聖誕節）及婚喪禮，以顧到中國人固有風俗習慣，也顧及教會的禮節。
曾任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的誠靜宜（1888-1939）認為基督教可以在所有的土地成為本色的（becoming indigenous），即便祭祖有迷信與偶像崇拜的問題，但其中也有好的動機，如鼓勵孝順、維護家庭和睦，因此他呼籲說：「我們不要把耶穌基督以猶太人的彌賽亞或歐洲人的基督來呈現，而要以華人的拯救者來向華人呈現。」他認為中國本色的教會就是「教會能使自己適應中國人的能力，中國人能自由完全的表達和決定其工作…耶穌的基本信條適合於所有人類，但形式、方法、思考的模式，做事的方法是可根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時代與地方加以適應。因此中國的基督教就是能適應中國人生活的基督教。」
曾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劉廷芳（1891-1947）認為教會的責任必須由中華國民自己去擔負，教會的主權，必須由中華信徒自己操持。中華信徒接受了這些舶來禮物，必須自己去從混雜的結合品中，把基本要素提出來，與自己的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與經驗，憑著神的指導，重新配合，成為中華本色的基督教義纔能算自己的教義。教會的典章、儀節、組織，都是一樣。基督教必須經過中國文化的洗禮，不是因為基督教沒有中國文化不能成立，實在是因為我們個人不能脫離了文化而生存。他進一步從教會禮儀的觀點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教會是中國信徒靈性生活的家庭，一切儀式禮節當合中國信徒的生活，因此創造中國教會各種禮節是本色教會根本上的工作。所以他之後大力推動華人的詩歌與崇拜內容，《普天頌讚》及《普天崇拜》都可以看到他在這方面的努力。但他也提醒中國教會不可藉本色化的名義，拒絕各國各民族對我們有價值的材料，因此也可選用各國教會所用的儀式。
觀察中國教會本色化過程的日本學者山本澄子（Yamamoto Sumiko），她認為中國教會會堂建築之中國化，的確可以縮短教會和中國社會及人民的距離，此外聖畫以中國風格繪成，教會的主日禮拜以中國人容易理解的形式進行；關於習俗問題，她採納容納中國人的祭祀和習俗的主張，並接受Netti M. Senger 的看法，認為對於新奉教者，我們不能將他們深感可親的一切事物，諸如祭祖等行為徑行斷決，但這不表示教會要接納民間傳統的祭祖風俗，而是要鼓勵他們孝順父母，將祖先崇拜的習俗基督教化。
神學的努力
誠如1950年沈亞倫在〈四十年來的中國基督教會〉中所說，要使本色教會的呼聲，成為激發教會教義神學的主動力，其中以神學思想最為重要，因為教會的存在不在於外形的改變，而是在於內在的生命。然而在1950年代以前，在本色化神學明顯有系統性的建樹並不多見，較有代表性的應屬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
趙紫宸（1888-1979）觀察，中國教會在1920年代謀求在組織上的自立，對許多人來說，本色化的目標似乎已經達到了。但他認為本色化所作的努力，教會儘管花了不少心血，但成就卻不多見，他認為這些成就只不過是教會的政策。中國人接掌教會的領導權雖然是很迫切的事，但那只是第一步，本色化的涵義應該包括了教會的整個生活，從表達的方式以至禮拜儀式和教堂建築都是，尤其重要的是神學思想，神學思想之所以重要，乃因教會生活的具體表現，取決於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
1924年趙紫宸在牯嶺的演講中說：「一個本色化的教會把基督教和中國古代文明所包涵的一切真理保存和統一起來，並因此而得以展示和表達中國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經驗，而且是用本國的方式，是他們感到自然的事。」趙紫宸的關心，不在於福音植根於土壤，因為那可能呆板僵化，他認為較合適的是長出一個新的型態來，那才是他本色教會的構想。本色化不是讓中國的教會僅僅穿上中國的外衣，作外表的適應以迎合中國的國情，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從中國人的立場來思想問題，選擇自己要用的神學工具。
因此趙提出具體的作法，首先他嘗試在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中，找到某些觀點，以作為與基督教福音相通的接觸點，像哲學上對宇宙的看法、中國的人性論、著重實際行動的性情及強調論理，特別是社會倫理，這些都是雙方的主要接觸點。從他的作法來看，是與傳統上宣教士所說的福音預工相符的。但光是就基督教信仰和中國的感受之間作逐點的接觸，顯然是不足的，兩者之間的共通之處是核心的問題，要以耶穌的經驗為基礎，耶穌基督是人類的根源，也是人類的完成，所有的人以祂為最終極的目標，中國的基督徒有責任從自己的文化中，回答這個問題。
其次，他要拆除基督教中西方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歪曲了基督教的真面目。本色化正是要重建真正的基督教。他認為西方移植過來的教會，被一大堆形式、傳統和習俗所埋葬，還有一些神學教義如上帝論、基督論及救贖論都失去了內容，成為空洞的名目。因為傳統上的神學說法，每一個時期都有新的解釋，受到歷史環境的制約，所以一旦要把這些名目搬到中國的脈絡中，搬到一個思想前提完全不同的文化上的時候，釋經上的問題更加複雜了。他甚至提出一個很激進的做法，認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探耶穌，甚至撇下始於新約的傳統，如最初的書信。他說：「我們有耶穌，何必還要有彼得、保羅的真傳？」
華人在本色神學的演進至今，目前最受囑目的是何光滬、劉小楓所提出「漢語神學」，根據其刊物的註解，漢語神學是指：一、以漢語文化的歷史的思想資源和社會經驗發展基督神學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漢語思想文化之風範的基督神學文化；二、在漢語思想學術領域建設神學學科，與儒學、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種現代主義思想構成學術性對話關係，使基督神學成?漢語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人文學術的組成部分；三、它是漢語世界（大陸、臺灣、香港、馬星、北美華人社區）的各社會地域的漢語宗教學者的共同志業。劉小楓期盼以「母語」神學來直接與基督事件相遇，他甚至拒斥了本色化、中國化，因為聖言的漢語生成是不需前二者的架構。
本色化與三自教會
就中國教會歷史的演變來看，中國的三自教會最能代表上述思想鬥爭的結果，雖然基督教的本質與唯物的本質無法相融，但三自運動的領導人卻認為兩者是可以相通的。
三自教會首先是由吳耀宗（1893-1979）所倡導的中國基督教革新運動開始，他認為1949年以後所提倡的革新運動，在意義上和過去的幾個運動是一致的，但在內容和本質上卻是和他們不同的。因為在解放以前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因此過去基督教所倡導的運動，都未有超越以上的意識形態。如今中國已經解放，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亦有所改變，新中國正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它正朝著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照吳耀宗的觀察，基督教革新運動正是在這一種新環境底下提出的口號，其目標也與過往不同：「它的目標不只是清算過去基督教個別的弱點，而也是要把國的基督教基本地、全盤地改造，使它脫離了西方社會傳統的影響，脫離了中國舊社會思想的羈絆，恢復了耶穌福音的本來面貌，使基督教變成新中國建設中一個積極的力量。」
三自革新運動包含了過去自治、自養、自傳的概念，吳耀宗提出基督教革新的幾個途徑：一、基督教應該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裏面的力量和影響；二、中國教會應實現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三、中國教會的事工應該配合《共同綱領》的政策，表現它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簡而言之，中國基督教革新運動是以三自做為主要的精神，但無形之中多了政治上的干預，這是前所未有的。但無可否認的，這樣的政治干涉，的確完全掃除了外國任何勢力以及經濟對中國的干預。雖然三自教會以政治力量達到了三自，但這並不意味著三自精神就失去它的價值，筆者認為這仍是所有華人教會所應共同追求的目標。
結論
本色化最終的結果，應該避免不了「宣教的目的」，這是與「漢語神學」是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因為漢語神學不是建立在信仰的平台上，而是建立在漢語上。但緊接的問題是，本色化也許對宣教的幫助很大，但本色化真的能解決在華人中傳福音的問題嗎？本色化固然有其吸引華人信教之因素，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教課題都能本色化？例如對宇宙本體的看法基督教和中國文化是否相同？對人性的體認與人的命運看法是否一致？另外本色化本身有其前設的立場，這個前設是基於基督教若不從中國固有的文化體系去加以解釋，否則不會得到國人的接納；基督教不能在中國生根，主要是因為無法與中國文化打成一片。但這個前設是否真能成立呢？
其實，基督教有著中國人沒有的東西，正如趙紫宸所觀察的，基督教的教義本身就是經過希臘化，因此基督教本身就有一些是不適合中國的東西，中國人無法接受也無法明白的。這個結果導致必須指出基督教信仰中的概念那個為正確，經過排除之後，才能使中國人更容易明白，但筆者懷疑，這個做法是否容易成功？也許會使本色化原本的美意，反而陷入希臘哲學式煩瑣又無結果的神學辯論？而中國有必要再加入西方教會多年來爭論不休的神學論戰嗎？
教會史家吳利明認為基督教嘗試「補儒」、「益儒」、「合儒」等作法都超出本色化應有的工作，不是宣教的目標，並把此看做是創造新的宗教。這樣的說法有點太過，等於否定過去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做過的努力，就歷史來看，過去耶穌會士因這方面的努力，得到中國士大夫及中國中央的認同，反而是有利於傳教，並沒有產生「不切實際」的效果，反倒是新教在這方面努力遠遠不如天主教。當然，今天華人教會面臨的處境與明末清初大不相同，本色化的策略也應隨著時代有所調整與更新。
蔣夢麟指出今天華人沒有人穿唐裝了，大家都穿西裝了，基督教一廂情願的以儒家做為會通對象，想為基督教穿上唐裝來贏得華人認同，蔣的意見值得留意。華人上一代的基督徒領袖均以「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為題，把中國文化等同於儒家所做的本色化，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恐怕只贏得一些零星的掌聲而已。本色化是否要依附儒家呢？顯然的，答案呼之欲出。筆者認為今日需要重新提問所謂的華人文化是什麼，先搞清楚我們生存的環境與身份，那麼本色化的工作，才能對華人的宣教起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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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化」（indigenization）不只包含神學思想的努力，也包含「三自」的努力─即教會的自立、自養、自傳。但台灣的教會一聽到「三自」，往往聯想到大陸的三自教會，然後又聯想到是大陸官方統治的基督教會，不是「正牌」的教會。其實這種思想顯示台灣信徒對中國教會歷史的陌生，也充滿許多道聽塗說的辭令及不求甚解的心態。因此筆者希望能從華人教會歷史的發展，來思考這個課題，使更多人的信徒能夠瞭解這個問題對於教會發展的重要性。
不少學者支持自立教會概念最早是由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 1829-1893）所提出，他屬於寧波長老會傳教使團，在山東登州及煙台傳教，他認為從經濟負擔和民情風俗來看，依靠外國人是不可能把基督教傳遍中國的，因此教會需要自治、自養、自傳。不過倪維思也是一個很受爭議的人，他曾就鴉片戰爭發表看法說：「不管正當不正當，這個戰爭是按照神的旨意，用以開創我們與這個廣大帝國關係的新紀元。」不過，筆者認為以此概念撰文的，最早應該是由福州美以美會的宣教士保靈牧師（Rev. S. L. Baldwin）提出，他在1877年發表的〈自養的本土教會〉（Self-support of the Native Church）開宗明義就說：「任何一個本土的教會都應該儘早的成為自養的教會，那是我們的責任，應盡其所能達致這個結果。」
因此，美國美南浸信會曾經一度在1883-1893年間，刻意雇用不受薪的中國職員，認為這樣可杜絕吃教的頹風，又可以建設屬靈之教務，更進而實現教會自給，學校自辦的方針。但這樣的舉措，經過美國公理會的明恩溥牧師（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832）和博恆理牧師（Herry D. Porter, 1845-1916）考察之後，認為差會若不給本地基督教團以物質的支援，結果就是那些受基督教思想感染的人，只能靠理性的力量去戰勝他們周圍異教徒勢力，這就註定整個方法的失敗。
自此以後，西方教會與自立教會大致上有兩種型態的關係：一是有親緣的關係：如中華基督教會，雖然獨立出去，仍與西差會有合作關係；二是斷絕連繫的關係：如真耶穌教會，領袖不屬於任何教會團體，他們的牧師可以共同決定自己組織和管理的型式，商定他們要宣講什麼類型的基督教真理。另有一個極端，就是小群教會，每個小地方有自己的自立教會，但沒有領袖，也沒任何一定的或永久的管理形式。
教會自立運動
簡單來說，中國的自立運動就是要擺脫宣教團體任何的干預，在此觀點下所形成的第一個教會組織，是上海的俞國禎牧師（1852-1932）於1906年邀約「愛國愛教愛人思想」的信徒創立耶穌教自立會，在江浙沿海的小城和農村教會有不少教會響應。1910年他又聯合這些自立教會在上海閘北堂成立「中國耶穌教自立總會」（The National Free Church of China）。1929年時教堂有三百五十餘間，幾可與西方差會的大宗派相比。
接著，山東濰縣廣文學校在1910年發起「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由丁立美擔任幹事，這個佈道團喚起基督徒學生立志終身傳道的心志，團員有1170人，立志傳道的有530人。丁立美的弟弟丁立介曾在本院擔任兼課老師。
雖然在中國過去舉行的三次宣教士大會（1877、1890、1907），在會中已有人提出過「本色化的口號」，但落實推行組織的本色化是在1910年愛丁堡的「世界基督教宣教大會」以後。在愛丁堡大會上，美國建議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進行廣泛的調查。這次的會議，標誌著歐美基督教宣教活動已經進入了新紀元，各差會單獨活動的時代過去了，聯合行動成為差會的主流趨勢。
1911年長沙內地會的葛蔭華和蕭慕光兩位牧師發起「湖南逐家佈道團」，團員共有28人，他們以遊行佈道的方式，挨家挨戶發單張與小本聖經，五年之間，進去了十萬七千多個家庭佈道。屬於這類地方性的佈道團也在各地組成，如1912年廣東「河南佈道團」、1913年的「上海車夫聽道處」及「福州旗族佈道」、「上海基督徒佈道團」、「回民佈道」等。
1918年「國內佈道會」也成立，這是一個聯合華人基督教力量的組織，他們向雲南、東北、蒙古等地擔起佈道的責任，所有經費由全國基督徒所捐助，由誠靜怡、蔡蘇娟、陳維屏等二十一人為執行委員會，李瓊階牧師為執行幹事。
1921年敬奠瀛在山東泰安縣馬莊創立的耶穌家庭，發展到1952年共有127個小家，範圍擴及大江南北七、八個省份。
擔任續行委辦會會長的穆德（John Mott）1913年到華訪問，3月在上海召開全國基督教大會，全部115位代表，華人占了三分之一，這次會議中國同工與宣教士相互尊重，這次會議顯示中國信徒從過去是傳教士的「助手」身份，轉為傳教士的「同事」。這個時候也開始進行全中國教會的調查，針對中國的第一本調查報告，是由司德敷（M. T. Stauffer）主持出版的《中華歸主》，於1922年出版。同年五月全國華人在上海召開「基督教全國大會」，出席代表共有一千多人，為期八天的會議再次肯定「本色教會」是教會發展的要旨，教會的前途在「合一」、「本色」、「成聖」三端。會後並成立「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是余日章，副會長是上海衛理公會的會督江長川和浸信會傳教士巴慕德（H. Balme），誠靜怡後來擔任總幹事。到這時候，華人教會不只在意識上要本色化，在實質上也是本色化了。
1931年組成的「伯特利佈道團」，是中國教會大復興時期中一個最有名的佈道團。當中的成員計志文、宋尚節等佈道家在全國的影響，至今仍然可見。後來，這些佈道團不只在國內宣教，還到國外宣教。在1950年代以前比較活躍的宣教團體有廣西梧州的中華國外佈道團（1929）、陝西鳳翔的遍傳福音團（1947）、山東濰縣的西北靈工團（1946）。
概念與芻議
這個過程，許多華人教會的領袖紛紛提出他們對本色化的看法及做法，由於篇幅有限，筆者在此僅列出較重要的人物做代表。
燕京大學第一位華人校長吳雷川（1870-1944），他以儒家的「道」及「仁」觀為主尊，加上宋明理學的解釋，並以考證學的方法，重構基督教信仰，他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為了要完成「道」的要求，因為《中庸》說明了「修道之謂教」，儒家的關念，諸如「仁」、「誠」、「天理」、「存心養性」等，都可以在基督教教義裏找到相對的概念，至於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如三位一體、罪性、復活等，在當時科學主義的影響下，他認為這些超自然的聖蹟是迷信之談，但無礙於基督教基本的信仰。
曾任燕京大學的宗教學教授張純一（1871-1955）則提出佛化基督教的概念，將彼得保羅等之傳教當作是行菩薩道，耶穌的救恩當作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心，將上帝當作是眾生之心，無內無外，人人都是上帝，只是肉體會朽壞而已。不精研佛法，決不能理解真基督教之奧妙。他也將西方文明極為貶抑，認為中國文化才是宗教最完全之地，宗教的發展必要在中國文明裏熔為一爐。
曾任福州協和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治心（1888-1968）認為本色含有本地產生之意，就像落花生以前稱為東洋果，現在沒有人這樣稱呼，甚至不知是外來種。他認為本色就像「白色」，可包容各種色素，即能容納中國文化各種倫理、宗教、藝術、民情等精神。他認為找中國文化，無非在倫常日用之間：第一、倫理方面，如五倫，基督教也很重父子之親，男女之別，聖經論嫁娶是很慎重的。二、精神方面：中國人禮讓為國，與人無爭，溫文爾雅、君子坦蕩蕩的精神，基督教也是勉勵人無抵抗的忍受。三、行為方面：中國人對於行為的抉擇往往在於義，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寧可捨生取義。他最具體的做法，就是建議教會訂定十大節期（年節、燈節、掃墓節、潔淨節、追遠節、孝親節、感恩節、復活節、國慶節、聖誕節）及婚喪禮，以顧到中國人固有風俗習慣，也顧及教會的禮節。
曾任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的誠靜宜（1888-1939）認為基督教可以在所有的土地成為本色的（becoming indigenous），即便祭祖有迷信與偶像崇拜的問題，但其中也有好的動機，如鼓勵孝順、維護家庭和睦，因此他呼籲說：「我們不要把耶穌基督以猶太人的彌賽亞或歐洲人的基督來呈現，而要以華人的拯救者來向華人呈現。」他認為中國本色的教會就是「教會能使自己適應中國人的能力，中國人能自由完全的表達和決定其工作…耶穌的基本信條適合於所有人類，但形式、方法、思考的模式，做事的方法是可根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時代與地方加以適應。因此中國的基督教就是能適應中國人生活的基督教。」
曾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劉廷芳（1891-1947）認為教會的責任必須由中華國民自己去擔負，教會的主權，必須由中華信徒自己操持。中華信徒接受了這些舶來禮物，必須自己去從混雜的結合品中，把基本要素提出來，與自己的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與經驗，憑著神的指導，重新配合，成為中華本色的基督教義纔能算自己的教義。教會的典章、儀節、組織，都是一樣。基督教必須經過中國文化的洗禮，不是因為基督教沒有中國文化不能成立，實在是因為我們個人不能脫離了文化而生存。他進一步從教會禮儀的觀點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教會是中國信徒靈性生活的家庭，一切儀式禮節當合中國信徒的生活，因此創造中國教會各種禮節是本色教會根本上的工作。所以他之後大力推動華人的詩歌與崇拜內容，《普天頌讚》及《普天崇拜》都可以看到他在這方面的努力。但他也提醒中國教會不可藉本色化的名義，拒絕各國各民族對我們有價值的材料，因此也可選用各國教會所用的儀式。
觀察中國教會本色化過程的日本學者山本澄子（Yamamoto Sumiko），她認為中國教會會堂建築之中國化，的確可以縮短教會和中國社會及人民的距離，此外聖畫以中國風格繪成，教會的主日禮拜以中國人容易理解的形式進行；關於習俗問題，她採納容納中國人的祭祀和習俗的主張，並接受Netti M. Senger 的看法，認為對於新奉教者，我們不能將他們深感可親的一切事物，諸如祭祖等行為徑行斷決，但這不表示教會要接納民間傳統的祭祖風俗，而是要鼓勵他們孝順父母，將祖先崇拜的習俗基督教化。
神學的努力
誠如1950年沈亞倫在〈四十年來的中國基督教會〉中所說，要使本色教會的呼聲，成為激發教會教義神學的主動力，其中以神學思想最為重要，因為教會的存在不在於外形的改變，而是在於內在的生命。然而在1950年代以前，在本色化神學明顯有系統性的建樹並不多見，較有代表性的應屬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
趙紫宸（1888-1979）觀察，中國教會在1920年代謀求在組織上的自立，對許多人來說，本色化的目標似乎已經達到了。但他認為本色化所作的努力，教會儘管花了不少心血，但成就卻不多見，他認為這些成就只不過是教會的政策。中國人接掌教會的領導權雖然是很迫切的事，但那只是第一步，本色化的涵義應該包括了教會的整個生活，從表達的方式以至禮拜儀式和教堂建築都是，尤其重要的是神學思想，神學思想之所以重要，乃因教會生活的具體表現，取決於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
1924年趙紫宸在牯嶺的演講中說：「一個本色化的教會把基督教和中國古代文明所包涵的一切真理保存和統一起來，並因此而得以展示和表達中國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經驗，而且是用本國的方式，是他們感到自然的事。」趙紫宸的關心，不在於福音植根於土壤，因為那可能呆板僵化，他認為較合適的是長出一個新的型態來，那才是他本色教會的構想。本色化不是讓中國的教會僅僅穿上中國的外衣，作外表的適應以迎合中國的國情，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從中國人的立場來思想問題，選擇自己要用的神學工具。
因此趙提出具體的作法，首先他嘗試在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中，找到某些觀點，以作為與基督教福音相通的接觸點，像哲學上對宇宙的看法、中國的人性論、著重實際行動的性情及強調論理，特別是社會倫理，這些都是雙方的主要接觸點。從他的作法來看，是與傳統上宣教士所說的福音預工相符的。但光是就基督教信仰和中國的感受之間作逐點的接觸，顯然是不足的，兩者之間的共通之處是核心的問題，要以耶穌的經驗為基礎，耶穌基督是人類的根源，也是人類的完成，所有的人以祂為最終極的目標，中國的基督徒有責任從自己的文化中，回答這個問題。
其次，他要拆除基督教中西方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歪曲了基督教的真面目。本色化正是要重建真正的基督教。他認為西方移植過來的教會，被一大堆形式、傳統和習俗所埋葬，還有一些神學教義如上帝論、基督論及救贖論都失去了內容，成為空洞的名目。因為傳統上的神學說法，每一個時期都有新的解釋，受到歷史環境的制約，所以一旦要把這些名目搬到中國的脈絡中，搬到一個思想前提完全不同的文化上的時候，釋經上的問題更加複雜了。他甚至提出一個很激進的做法，認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探耶穌，甚至撇下始於新約的傳統，如最初的書信。他說：「我們有耶穌，何必還要有彼得、保羅的真傳？」
華人在本色神學的演進至今，目前最受囑目的是何光滬、劉小楓所提出「漢語神學」，根據其刊物的註解，漢語神學是指：一、以漢語文化的歷史的思想資源和社會經驗發展基督神學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漢語思想文化之風範的基督神學文化；二、在漢語思想學術領域建設神學學科，與儒學、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種現代主義思想構成學術性對話關係，使基督神學成?漢語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人文學術的組成部分；三、它是漢語世界（大陸、臺灣、香港、馬星、北美華人社區）的各社會地域的漢語宗教學者的共同志業。劉小楓期盼以「母語」神學來直接與基督事件相遇，他甚至拒斥了本色化、中國化，因為聖言的漢語生成是不需前二者的架構。
本色化與三自教會
就中國教會歷史的演變來看，中國的三自教會最能代表上述思想鬥爭的結果，雖然基督教的本質與唯物的本質無法相融，但三自運動的領導人卻認為兩者是可以相通的。
三自教會首先是由吳耀宗（1893-1979）所倡導的中國基督教革新運動開始，他認為1949年以後所提倡的革新運動，在意義上和過去的幾個運動是一致的，但在內容和本質上卻是和他們不同的。因為在解放以前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因此過去基督教所倡導的運動，都未有超越以上的意識形態。如今中國已經解放，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亦有所改變，新中國正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它正朝著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照吳耀宗的觀察，基督教革新運動正是在這一種新環境底下提出的口號，其目標也與過往不同：「它的目標不只是清算過去基督教個別的弱點，而也是要把國的基督教基本地、全盤地改造，使它脫離了西方社會傳統的影響，脫離了中國舊社會思想的羈絆，恢復了耶穌福音的本來面貌，使基督教變成新中國建設中一個積極的力量。」
三自革新運動包含了過去自治、自養、自傳的概念，吳耀宗提出基督教革新的幾個途徑：一、基督教應該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裏面的力量和影響；二、中國教會應實現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三、中國教會的事工應該配合《共同綱領》的政策，表現它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簡而言之，中國基督教革新運動是以三自做為主要的精神，但無形之中多了政治上的干預，這是前所未有的。但無可否認的，這樣的政治干涉，的確完全掃除了外國任何勢力以及經濟對中國的干預。雖然三自教會以政治力量達到了三自，但這並不意味著三自精神就失去它的價值，筆者認為這仍是所有華人教會所應共同追求的目標。
結論
本色化最終的結果，應該避免不了「宣教的目的」，這是與「漢語神學」是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因為漢語神學不是建立在信仰的平台上，而是建立在漢語上。但緊接的問題是，本色化也許對宣教的幫助很大，但本色化真的能解決在華人中傳福音的問題嗎？本色化固然有其吸引華人信教之因素，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教課題都能本色化？例如對宇宙本體的看法基督教和中國文化是否相同？對人性的體認與人的命運看法是否一致？另外本色化本身有其前設的立場，這個前設是基於基督教若不從中國固有的文化體系去加以解釋，否則不會得到國人的接納；基督教不能在中國生根，主要是因為無法與中國文化打成一片。但這個前設是否真能成立呢？
其實，基督教有著中國人沒有的東西，正如趙紫宸所觀察的，基督教的教義本身就是經過希臘化，因此基督教本身就有一些是不適合中國的東西，中國人無法接受也無法明白的。這個結果導致必須指出基督教信仰中的概念那個為正確，經過排除之後，才能使中國人更容易明白，但筆者懷疑，這個做法是否容易成功？也許會使本色化原本的美意，反而陷入希臘哲學式煩瑣又無結果的神學辯論？而中國有必要再加入西方教會多年來爭論不休的神學論戰嗎？
教會史家吳利明認為基督教嘗試「補儒」、「益儒」、「合儒」等作法都超出本色化應有的工作，不是宣教的目標，並把此看做是創造新的宗教。這樣的說法有點太過，等於否定過去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做過的努力，就歷史來看，過去耶穌會士因這方面的努力，得到中國士大夫及中國中央的認同，反而是有利於傳教，並沒有產生「不切實際」的效果，反倒是新教在這方面努力遠遠不如天主教。當然，今天華人教會面臨的處境與明末清初大不相同，本色化的策略也應隨著時代有所調整與更新。
蔣夢麟指出今天華人沒有人穿唐裝了，大家都穿西裝了，基督教一廂情願的以儒家做為會通對象，想為基督教穿上唐裝來贏得華人認同，蔣的意見值得留意。華人上一代的基督徒領袖均以「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為題，把中國文化等同於儒家所做的本色化，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恐怕只贏得一些零星的掌聲而已。本色化是否要依附儒家呢？顯然的，答案呼之欲出。筆者認為今日需要重新提問所謂的華人文化是什麼，先搞清楚我們生存的環境與身份，那麼本色化的工作，才能對華人的宣教起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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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證人如雲彩圍繞
吳昶興老師／本院專任老師
走入不同的基督宗派，所看到的景象各有精彩。在東正教或是東方教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教堂中央，往往有道刻上聖徒、殉道者的屏幕（ iconostatis ），分隔聖壇與崇拜主要的地方，這道屏幕象徵著天堂與地上的聯合，也象徵著上帝藉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教堂的光線是幽暗的，伴隨著高度裝飾的建築，散發思古幽情。
主日時，信徒魚貫而入，有人會跪在聖像前，婦女或有吻著聖徒的腳，然後再進入中殿參與崇拜。對於他們而言，聖徒佐治（ St. George, ca. 303 ）是代表基督徒為信仰殉道的真正楷模。
反觀更正教會，一些較有特色帶有中世紀味道的教堂，其聖壇則非常簡單，白色的泥牆，羅馬風格的彩色玻璃窗，透窗而入的彩色光線迤灑於地。聖壇僅飾有十字架，有的擺放聖經於聖桌上，旁有兩根蠟蠋，還有代表聖禮的聖杯與餅盤。當然，有的教會還更加簡化這些擺設。
在更正教會主日的講道，牧者可能會以潘霍華、倪柝聲等人的例子，來做為活出基督生命的典範，勉勵信徒跟隨。
希伯來書十二章一節說到：「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 其中的見證人含有「殉道者」的意思。每一個教會都 有其紀念聖徒、殉道者的方式，之所以紀念他們，乃是他們真正活出基督的樣式和典範。過往教會強調紀念聖徒、殉道者，多半是天主教會、東正教會和一些東方的教會，而更正教會反而刻意沖淡這些紀念的方式。但歷史演變至今，兩者似乎有所對調，根據信仰與教制前主席 Dr. Lukas Vischer 觀察，天主教越來越減低尊崇聖徒的重要性，而更正教會則慢慢承認過去拒絕尊崇聖徒是一種扭曲，也侵蝕了歷代聖徒在信仰上的貢獻。
正視聖徒在歷史的作用越來越強調，但怎樣的人才夠稱為聖徒、見證人或殉道者呢？德國漢諾威路德會堂區牧師 Henrike Muller 認為「他們是基督徒生命的典範，具有超卓的信仰，並完全的信靠神。他們雖然是普通人，然而他們的神聖性是我們歸向神的提醒。」其實，聖徒、見證人或殉道者不應分疆界、人種、膚色，也不應分宗派。在下個月迎接基督聖誕來臨前夕，我們可以好好思想那些曾經在歷史中，認真活出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他們就像雲彩般圍繞著我們，告訴我們所信的基督是值得的，這個信仰是不後悔的，這個信仰是豐盛的。也願主引領我們，在佔有世界人口最大比例的華人社會，有更多華人的基督徒典範永遠流傳，成為華人的祝福，上帝恩典澆灌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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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不同的基督宗派，所看到的景象各有精彩。在東正教或是東方教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教堂中央，往往有道刻上聖徒、殉道者的屏幕（ iconostatis ），分隔聖壇與崇拜主要的地方，這道屏幕象徵著天堂與地上的聯合，也象徵著上帝藉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教堂的光線是幽暗的，伴隨著高度裝飾的建築，散發思古幽情。
主日時，信徒魚貫而入，有人會跪在聖像前，婦女或有吻著聖徒的腳，然後再進入中殿參與崇拜。對於他們而言，聖徒佐治（ St. George, ca. 303 ）是代表基督徒為信仰殉道的真正楷模。
反觀更正教會，一些較有特色帶有中世紀味道的教堂，其聖壇則非常簡單，白色的泥牆，羅馬風格的彩色玻璃窗，透窗而入的彩色光線迤灑於地。聖壇僅飾有十字架，有的擺放聖經於聖桌上，旁有兩根蠟蠋，還有代表聖禮的聖杯與餅盤。當然，有的教會還更加簡化這些擺設。
在更正教會主日的講道，牧者可能會以潘霍華、倪柝聲等人的例子，來做為活出基督生命的典範，勉勵信徒跟隨。
希伯來書十二章一節說到：「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 其中的見證人含有「殉道者」的意思。每一個教會都 有其紀念聖徒、殉道者的方式，之所以紀念他們，乃是他們真正活出基督的樣式和典範。過往教會強調紀念聖徒、殉道者，多半是天主教會、東正教會和一些東方的教會，而更正教會反而刻意沖淡這些紀念的方式。但歷史演變至今，兩者似乎有所對調，根據信仰與教制前主席 Dr. Lukas Vischer 觀察，天主教越來越減低尊崇聖徒的重要性，而更正教會則慢慢承認過去拒絕尊崇聖徒是一種扭曲，也侵蝕了歷代聖徒在信仰上的貢獻。
正視聖徒在歷史的作用越來越強調，但怎樣的人才夠稱為聖徒、見證人或殉道者呢？德國漢諾威路德會堂區牧師 Henrike Muller 認為「他們是基督徒生命的典範，具有超卓的信仰，並完全的信靠神。他們雖然是普通人，然而他們的神聖性是我們歸向神的提醒。」其實，聖徒、見證人或殉道者不應分疆界、人種、膚色，也不應分宗派。在下個月迎接基督聖誕來臨前夕，我們可以好好思想那些曾經在歷史中，認真活出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他們就像雲彩般圍繞著我們，告訴我們所信的基督是值得的，這個信仰是不後悔的，這個信仰是豐盛的。也願主引領我們，在佔有世界人口最大比例的華人社會，有更多華人的基督徒典範永遠流傳，成為華人的祝福，上帝恩典澆灌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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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9月 30, 2004
和平的能力與應許
吳昶興老師／本院專任老師
兩「利」颱風─敏督利、艾利分別造成七二與九一一嚴重的水災，台灣中北部飽經水患與土石流之苦，造成許多家庭的傷亡與無可估計的損失。我們懇求上主醫治這地，也醫治那些受盡折磨的百姓，使他們能得到真正的安慰。也期盼政府與社會各界，能將資源真正用在這些災區上，有關種種的問題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決。
在台灣遭受天災的蹂躪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國際仍然存在暗藏的人禍。三年前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恐怖威脅的陰影仍揮之不去，就在全球陷入最高警戒之九月，俄羅斯傳出北歐希夏比斯蘭鎮校園千人人質的恐怖活動，在救援過程導致近四百人死亡，近千人受傷；印尼首都也傳出澳洲使館被炸的恐怖攻擊，造成九死兩百傷的慘劇，這些攻擊完全是泯滅人性，流無辜人血的惡行。這些接連不斷的暴力，實在是對人類文明社會的一大諷刺。
有鑑於此，普世教協發起一個運動：「十年消弭暴力：教會尋求復和與和平（2001-2010）」，呼籲全世界的教會和基督徒訂定九月廿一日為「國際和平祈禱日」（International Day of Prayer for Peace），希望在這天全世界都能休兵一天不使用暴力，藉此機會教育大眾提高意識面對日益嚴重的暴力問題。當眾教會一起舉行「國際和平祈禱日」，也是結合教會力量與見證的一種途徑，也是信仰的群體對國際社會施加壓力的方法，讓國際社會致力於促進和平與公義挽救這個充滿戰禍的世界。
普世教協今年在美國教會中間推動此項運動，他們訂出一個主題「和平的能力與應許」，希望在這關鍵的時代，教會能更多委身於和平與公義的信仰實踐。這是很好的提醒，筆者認為台灣的教會也應承擔起時代的責任，尤其在不穩定的兩岸局勢，以禱告喚醒大眾對此問題的關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消弭暴力、戰爭可能的發生，讓傳播和平的福音以及上帝公義的實踐，成為我們這一代基督徒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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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利」颱風─敏督利、艾利分別造成七二與九一一嚴重的水災，台灣中北部飽經水患與土石流之苦，造成許多家庭的傷亡與無可估計的損失。我們懇求上主醫治這地，也醫治那些受盡折磨的百姓，使他們能得到真正的安慰。也期盼政府與社會各界，能將資源真正用在這些災區上，有關種種的問題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決。
在台灣遭受天災的蹂躪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國際仍然存在暗藏的人禍。三年前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恐怖威脅的陰影仍揮之不去，就在全球陷入最高警戒之九月，俄羅斯傳出北歐希夏比斯蘭鎮校園千人人質的恐怖活動，在救援過程導致近四百人死亡，近千人受傷；印尼首都也傳出澳洲使館被炸的恐怖攻擊，造成九死兩百傷的慘劇，這些攻擊完全是泯滅人性，流無辜人血的惡行。這些接連不斷的暴力，實在是對人類文明社會的一大諷刺。
有鑑於此，普世教協發起一個運動：「十年消弭暴力：教會尋求復和與和平（2001-2010）」，呼籲全世界的教會和基督徒訂定九月廿一日為「國際和平祈禱日」（International Day of Prayer for Peace），希望在這天全世界都能休兵一天不使用暴力，藉此機會教育大眾提高意識面對日益嚴重的暴力問題。當眾教會一起舉行「國際和平祈禱日」，也是結合教會力量與見證的一種途徑，也是信仰的群體對國際社會施加壓力的方法，讓國際社會致力於促進和平與公義挽救這個充滿戰禍的世界。
普世教協今年在美國教會中間推動此項運動，他們訂出一個主題「和平的能力與應許」，希望在這關鍵的時代，教會能更多委身於和平與公義的信仰實踐。這是很好的提醒，筆者認為台灣的教會也應承擔起時代的責任，尤其在不穩定的兩岸局勢，以禱告喚醒大眾對此問題的關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消弭暴力、戰爭可能的發生，讓傳播和平的福音以及上帝公義的實踐，成為我們這一代基督徒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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